餓到連親生骨肉都吃！　真實一九四二報導令人震撼…


電影《一九四二》，11月25日在北京首映，導演馮小剛、編劇劉震雲攜主演張國立、徐帆等來上海與媒體、觀眾見面，11月29日在大陸全國公映。此片根據調查體小說《溫故1942》改編，講述的是1942年河南大災荒，而當時中外記者突破重重封鎖所報道的『一九四二』，還原70年前歷史真貌，比電影更真實，比小說更震撼。

【引子】有關飢餓的故事

根據解放日報報導，1942年，太平洋戰爭進入第二年，亦是抗日戰爭最為艱苦卓絕的歲月。作為抗戰前線的河南省，在1942年夏到1943年春，連續發生大旱災，夏秋兩季大部絕收。大旱之後，又遇蝗災，飢荒遍及全省110個縣，災難導致餓死者、凍死者、病死者不計其數，這便是1942年的河南大災荒。

1993年，作家劉震雲完成調查體小說《溫故1942》。動筆前，他並不知自己是災民的後代，回河南老家調查才震驚發現，1942年的親歷者和他們的後代，似乎都已『遺忘』了這場災難。同年，彼時還未拍過一部電影的馮小剛在王朔推薦下讀到小說，萌生將它搬上銀幕的念頭。2012年，從小說到電影，三起三落，第四度啟動後，這個有關飢餓的故事，終於開映……。

【1942，從上至下都是『災民』】

馮小剛說，1942這一年，下到飢寒交迫的災民，上到國家統治者，都在扮演災民的角色。災民沿街乞討是為活下去，國民政府也在向世界列強乞討，乞討他們能夠伸出援手。

幾千萬人從河南向陝西逃荒，途中，幾百萬人餓死。這是什麼概念？年輕人可能對二戰中法西斯屠殺猶太人有所了解，透過好萊塢電影的表現，它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也讓很多德國人開始反省這段歷史。1942呢？正式上映前，我們做過一些試映，挑選各個年齡段的觀眾，每次60人，裡面可能有20%或30%是年輕人。透過幾次試映，我發現，對電影觸動最大的是年輕人。他們非常吃驚，完全不能想像這是70年前中國人的生活。

把這段歷史拍成電影，讓觀眾透過影片對民族發生的災難，以及人們在災難中的表現有所了解，這是我覺得電影一定要拍出來的一個重要原因。

【1942，小說如何變成電影】

劉震雲說，那是1993年夏天，特別熱。小剛召開了一個座談會，十幾個人也許在別的問題上達不成一致，但在這個問題上無比統一地說『不可能』。會開完以後，我記得外頭有棵槐樹，我那時還抽煙，就和小剛蹲在槐樹下抽煙。我說，弄不弄？他說，弄！我說，大家說的沒有一句是不對的，電影的元素一個沒有，到哪弄去？有兩個方式，一個是我們再找一幫人，在賓館開一些房間，我們來設置這個故事、細節、人物、跌宕起伏和結構。但這個方式做不了，那是聰明人做的。我們倆端詳了彼此的腦袋，都沒那麼聰明，只好選擇笨辦法。笨辦法就是上路。

我們從北京出發，走河北、河南、山西、陝西，用了將近20天。所有的人物不是在賓館想出來的，而是在1942年逃荒的路上遇見的。有的是1942年倖存下來的，有的是遇到了他們的靈魂。這是1993年。2011年是第四次啟動這個專案。開拍前因為要選景，我跟小剛又去過三趟這些地方。

 
馮小剛表示，我們覺得應該採取一個最笨的方法來創作改編劇本，就是不要偷懶，沿著災民逃荒的路、沿著所有線索發生的地方都去走一遍。只有在路上透過採訪，深入不斷地了解，你才能知道這個是接近事實真相的。這些不是坐在屋子裡可以想出來的。

誠如馮小剛所言，『只有在路上透過採訪，深入不斷地了解，才能接近事實真相』。那麼，事實真相究竟怎樣？昨天的新聞，今天的歷史。讓我們一同回溯當時中外記者突破重重封鎖所報導的『一九四二』。

比如美國《時代》周刊駐亞洲特派記者白修德，1942年10月發表 《十萬火急大逃亡》，1943年3月刊載實地考察報導《等待收成》，晚年回憶錄中稱『在我所有的記憶中，河南大災荒是最為刻骨銘心的』；又如重慶《大公報》時任河南戰地記者的張高峰，1943年2月1日發表通訊 《豫災實錄》(原名《飢餓的河南》)，社長王蕓生次日發表社評《看重慶，念中原！》，旋即《大公報》被勒令停刊3天，張高峰被以『共黨嫌疑』逮捕。

再如河南南陽有 『小公報』之譽的民營小報《前鋒報》，以驚人膽識於1943年接連發表了10多篇災區系列通訊和約百篇呼籲救災的社評、時評，涉及範圍更廣，報道時間更長，並在當年5月將該系列通訊匯集成冊為《豫災剪影》出版，社長李靜之作序稱出書目的是『使遠方人，後代人，藉以明了河南災情的實相，並替國家保存幾片段史料』。除此，幾乎再無新聞記錄。

宋致新的母親宋映雪今(2012)年100歲，對往日記憶最不模糊的，當屬『一九四二』。這段她親身見證的歷史，她反覆說，說了不知多少遍。宋致新的兄長趙致真為科普作家、武漢電視台原台長，現今流傳大陸的美國記者白修德的豫災報導，均由他翻譯成中文。宋致新，湖北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退休研究員，她傾盡心力編著的《1942：河南大飢荒》於2005年出版，搜集了白修德、《大公報》、《前鋒報》幾乎所有相關文章，該書增補版下個月將問世。

而宋致新的父親趙悔深，又名李蕤，即為通訊集《豫災剪影》的記者『流螢』，騎著一輛借來的舊自行車，從1943年3月25日至4月20日，自洛陽沿隴海線東行，實地採訪了災情嚴重的偃師、鞏縣、汜水、廣武、鄭州等地，寫出10多篇翔實通訊。這家人是河南人。全世界，恐怕再尋不著另一個家庭，與『一九四二』如此接近。

『大陸記者沒有缺席。』宋致新說。1942年12月，《前鋒報》收到一篇災情來稿，題為《無盡長的死亡線》。作者李蕤，曾為鄭州《大剛報》、洛陽《陣中日報》記者，是范長江組織的『社』和『中國青年記者協會』成員。災荒期間在河南省印書局編刊物，雖非記者，卻出於新聞敏感，將自身從洛陽乘火車赴西安時親眼所見災民搶扒火車的流亡慘景寫下。但報導發到何處？李蕤想到了《前鋒報》，因該報當時頗為罕見地刊登了一些救災社評。

果然，來稿刊載。並收到社長李靜之的親筆信，委為『特派記者』，深入隴海鐵路沿線採訪。《前鋒報》於1942年元旦創刊，『前鋒』二字取於孫中山的『為民前鋒』一語，辦報宗旨即『仗義執言，為民前鋒』。發行量數千份，有時上萬。當地人稱其『小公報』、『河南的大公報』。

 
李靜之亦為河南人，1923年考入上海國立政治大學，1928年考入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生，1932年回河南，一度步入官場，1941年辭職回鄉辦報。在宋致新看來，李靜之既深具『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力量勇氣，又有入世精神，與國民黨上層人物不乏交往。因此，即便在化名『流螢』的災區系列通訊同樣觸怒了河南省的新聞檢查處，《前鋒報》被令停刊3天之後，報社拒不執行，卻也安然闖關。

李蕤是獨子。被委為『特派記者』之時，家有白髮老母，妻子身懷六甲。然而，每天一開大門便見難民倒斃的慘狀，每天一睜眼就聽到啼飢號寒的哭聲。去，還是不去？老母嘆氣流淚，李蕤有些猶豫。『後來爸爸還是想去，他覺得連這種時候還不出來說話，那活著都沒什麼意思。媽媽考慮來考慮去，還是支持了。』宋致新說。

出發之前，妻子宋映雪在自己任教的學校為李蕤借了500元人民幣，又借了一輛舊自行車。此後一路騎行，白天採訪，夜裡投宿小店，在油燈下寫，再透過郵政發稿。但災情最重地區，點燈的油也無處可覓，夜裡乾坐著，沒吃的，冷，且沒有光。他的採訪路線，與白修德一致。

1943年2月初《大公報》被勒令停刊，當局嚴密封鎖新聞此舉，反倒激起白修德探尋真相的決心。此前，他的報導是源於洛陽及鄭州傳教士的信件，並未親眼目睹。1943年2月末，他與時任英國 《泰晤士報》攝影記者的美國人哈里森·福爾曼，涉險入災區。

從洛陽東行至鄭州，兩周有餘，『親眼所見和經過驗證的事實，連我自己都難以置信。狗在路旁啃著人的屍體，農民在夜幕的掩護中尋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沒有什麼方式能描繪出河南大災荒的恐怖。(摘自《等待收成》)』實地考察的最後一周，白修德測算出：餓死或正在餓死的災民達300-500萬人。

這篇報導，在白修德返回途中遇到的第一個電報局——洛陽電報局拍發出去。按常規，任何新聞稿都必須從重慶回傳，經審查後再發稿。據其晚年回憶錄稱，不知系統故障，還是洛陽某位電報員在良心驅使下無視了規定，新聞稿直接發至紐約刊載。而據《大公報》記者張高峰的長子張刃所稱，『白修德在洛陽發稿時，經手的發報員因「洩露機密」被殺了。如此看來，張高峰雖幾經逮捕，但總算逃過一劫，亦屬萬幸。』

所謂『洩露機密』的『機密』指何？所謂『河南大災荒的恐怖』究竟又有多恐怖？若以張高峰的報導而論，那應是指洛陽火車站的難民『成千成萬逃往陝西，火車載著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樣，沿途遺棄子女者日有所聞，失足斃命，更為常事』；是指災民吃完了樹葉吃樹皮，明知野草有毒，豬吃了都要四肢麻痺，但災民還說，『先生，就這還沒有呢！』更是指徵糧『比去年還逼得緊，把人帶到縣政府幾天不給飯，還要痛打一頓，放回來叫他賣地』。全文結尾是，『救災刻不容緩了！』

若以李蕤的系列通訊而論，同樣是災民擠在火車頂、跌死無數；把妻女運到人肉市場，未必能換到幾斗糧食；吃草根樹皮，甚至把裝著秕穀糠的破枕頭也吃了，『立刻又瀉又吐』，甚至『撿收鳥糞，淘吃裡面未被消化的草子』，甚至『掘食已經掩埋了的屍體』；『野犬吃人吃得兩眼通紅，有許多瀕死但還能蠕動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但任何一名難民的哪怕『最後的一文錢』，也要被兵大爺搜走。

 
更為聳人聽聞的是，『鄭州馬永道夫婦，親自動手煮吃了他們的親生女兒香菊……如果不是親聽親見，我們恐怕會驚奇為鬼世界的傳奇吧！古書中有「易子而食」，讀之常常毛骨悚然，現在竟會有了親娘吃親女的事，連「易」也不「易」了。』一路騎行採訪，李蕤遇到一名獨自蹣跚在大路上的孩童，年僅1歲多，看似剛學會走路，走起來還左搖右擺，哭幾聲，又慢慢向前走。爹娘呢？誰知道呢？

一路騎行採訪，李蕤遇到兩個『典型』的瘦子，一個是三四歲的孩子，那張臉『除了多一張乾枯的皮之外，著實和骷髏差不多』；另一個是十四五歲的小孩，弱得不能走動，連大便都拉在褲子上，他母親一邊詛咒著『還不快死』一邊替他掀起衣服收拾，而那個軀體『簡直完全萎縮』，平常人們說的『餓得肋骨一條條地暴著』都實在不足以形容。一路騎行採訪，李蕤遇到一簇黑髮。那是屍體掩埋得太淺，許是埋的人沒有力氣，許是要埋的屍體實在太多，於是那簇黑髮就披散在地面上，很長，很密。那簇黑髮，他拂之不去。

災從何來？何重至此？宋致新的觀點與白修德接近。宋致新認為，『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是造成這場特大災荒的根本原因。』白修德則在回憶錄中寫道，『戰爭是首要的肇因。如果不是日本人發動戰爭，中國人就不會扒開黃河大堤來阻擋他們。這樣，也許華北地區的整個生態就不會引起變化了。或許，糧食就能從豐產地區運送過來。和戰爭同時肆虐的是乾旱，這是大自然的罪過。1942年根本沒有下雨。』

大旱之後，又遭蝗災。在宋致新看來，『這可怕的蝗災，是黃河泛濫所造成的惡性迴圈，是戰爭給人民帶來的又一災難』。另有一項重要原因，宋致新強調，抗戰以來，幾十萬中國抗日軍隊在河南駐防，而這幾十萬人吃的糧食，戰馬吃的草料，以及兵源的補充，全從河南『就地取材』。自1937年抗戰爆發，至1942年河南遭災，河南省連年繳納的軍糧第一、服兵役第一。民力、物力、財力均已枯竭。因此，大旱、蝗災之後，秋糧絕收，一場特大飢荒就爆發了。兼之鐵路在戰爭中多已癱瘓，『移民』、『移粟』都成問題。因此，河南許多災民只能坐以待斃。

『1943年3月底，當美國記者白修德向蔣介石陳述災情時，他還矢口否認、故作驚訝，其實，他對於河南災情的嚴重性早已知曉。』宋致新研究認為，1942年八九月河南災象初呈，蔣介石已從軍方得知消息，立即召開了緊急『前方軍糧會議』，決定將河南徵糧數額減輕。然而，隨著冬季來臨，災民死亡率迅速上升。1942年12月，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員到各縣，一面視察災情，一面督促徵糧，有的縣長談到百姓將僅有的一點麥子交軍糧後全家自殺時，痛哭失聲，向省府大員跪地磕頭請求免徵。

1943年2月《大公報》發表社評《看重慶，念中原！》，將災中徵糧怒喻為『石壕吏』；當日同一版，該報刊發一條來自河南的中央社新聞，謂『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徵實徵購，雖在災情嚴重下，進行亦頗順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家。』『罄其所有』四字，實為字字血淚。

騎行採訪20多天後回家，李蕤洗洗手，倒頭就睡。『睡了很長很長的時間，我奶奶把飯做好，他都不能醒。』宋致新說。不難想像，那是一次多麼痛苦的採訪。燈下談心時，宋映雪曾以半開玩笑的口吻對李蕤說，四周這樣黑暗，你們記者又算什麼呢？無非像個螢火蟲，飛來飛去，即使發出一點微弱的光，很快就會熄滅，會有多大用處呢？後李蕤化名『流螢』，一為省麻煩，二是表明雖無照耀黑暗現實的力量，但哪怕只是螢火蟲，閃一下光也是好的。

薪傳火遞。『由于我的父親曾寫過《豫災剪影》，使我得以了解這場災難的基本面貌，引起了我探尋這段塵封歷史的興趣。』宋致新開始探尋真相，收集了她能找到的所有相關史料，託大學校友在紐約的圖書館查到白修德的報導，又購得白修德回憶錄《探索歷史——一個人的歷程》，請兄長譯成中文；到湖北省圖書館查《大公報》，發現報導原件殘缺不全，就設法與張高峰之子及王蕓生之子取得聯繫；在大陸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購得《前鋒報》膠片光盤，花費大量時間查找、抄寫，收集了約百篇鮮為人知的社評。

 
宋致新說，從1942年7月災情初呈到次年5月新麥登場，《前鋒報》的約百篇社評始終跟蹤，從呼籲政府未雨綢繆，到不斷提出救災建議，如建議及時種植菜蔬、植樹造林等，都對災情緩解起到一定作用。言談中，她對這張報紙的敬意分外明顯，稱之為『一九四二的最後觀察站』。

1943年5月，新麥登場。『河南災民自救，是他們得救的主要原因。其次，蔣介石政府在災荒已進入倒計時狀態的時候，終於開始下力氣賑災。』宋致新告訴記者，災民在1942年逃生之前仍不忘土地，不忘播種春麥，幸得次年風調雨順。

白修德在回憶錄裡寫了這樣一段話，『在災區，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我算出的龐大死亡人數，而是當我們黃昏騎馬前行時映入眼簾的一幕。兩個人躺在地上哭泣，這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他們相擁在一起，以自己的身體來溫暖對方。我知道他們將會死去。但我看到了一種人間的愛。』

這是人類在災難中的精神。這也是『真實一九四二』的一部分。在宋致新眼中，她所做的鉤沉，以及當年這少數幾位記者、幾個媒體的勇敢作為，都是為了『真相』二字。『就像失事飛機的黑匣子。』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