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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大國崛起 -中國的省思
作者: escaffee	日期: 2010.03.29　　天氣: 　心情:

李稻葵：中國經濟需大國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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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２６年的改革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的經濟大國，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來看的話，中國經濟的總體規模已經是世界第二大國，大概相當于美國經濟的八分之五，世界經濟的八分之一到七分之一。而且不僅如此，這些數字還不能完全反映中國經濟的影響力。在一些重要產品的分量里面，中國經濟的比重更加地高。比如說，中國的鋼鐵產量早已是世界第一，煤、糧食等等大宗產品的產量也已經是世界第一。
　　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給我們提出了非常嚴峻的挑戰。這個挑戰來自于各個方面。首先來自于資源方面，我們的資源對外依賴程度非常之高，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另外，中國經濟要進一步發展面臨著很多競爭。中國經濟的崛起是在一個充滿競爭充滿挑戰的世界環境中進行的。世界歷史上可以跟中國經濟今天的崛起相媲美的事件筆者認為只有兩個：一個是日本明治維新之后，也就是１８６５年到１８９５年這段時間內日本經濟的崛起，它改變了整個世界﹔再一個就是美國經濟在２０世紀初頭２０年的崛起。可是我們仔細分析一下，這些歷史上所有大國經濟的崛起都沒有像中國經濟今天面臨如此艱巨的挑戰。為什么這么講？這些經濟的崛起，要不然是在一個人口相對比較少的國家發生的，要不然就是在一個人均ＧＤＰ發展水平相對比較高的水平上起飛的。事實上，美國經濟起飛的時候，當年的人均ＧＤＰ發展水平和英國差不太多，大概不到１０％。中國經濟現在的發展，平均水平非常之低。這么一個經濟大國，如何進一步地增長，真正地崛起？如何在世界各個大國中爭得自己相應的地位？這正是中國經濟下一步發展所面臨的挑戰。
　　中國作為一個巨大的發展中國家，她的發展走一條大國發展道路，不能簡單沿用以東亞四小國為代表的工業化經驗。
　　我總結，作為大國的理想的經濟發展戰略至少包括六個方面：
　　第一，就是要盡快地建立一個有效的、統一的內部大市場，這恐怕是作為大國與小國的本質區別。一個小國自身的市場很小，可以主要靠出口來拉動經濟的增長。而作為大國這么恐怕做就會碰到很多困難，下面還會論及。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世界各個大國起飛中最值得我們關注的一個經驗。比如說美國經濟起飛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依靠本國經濟的大市場的建立，從而靠大市場產生了大企業。上個世紀初，美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是產生了十几個超大規模的現代化企業，如福特、通用汽車、通用電器，等等。這是哈佛商學院的錢德勒教授提出來的，他最著名的專著，就是講美國經濟起飛階段的重要標志是大企業的興起。所以說，作為一個大國，必須建立自己統一有效的內部大市場。
　　那么如何建立這個統一有效的大市場呢？這里面需要重要的制度保証，包括憲法。美國的憲法是建國十几年之后反復討論才制定的，是美國人最引以為自豪的制度遺產。在美國的憲法里面，他們花了大量的篇幅專門討論如何能夠保証跨州的統一大市場的建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光一部憲法還不夠，還要經過美國的高等法院通過若干非常著名的判例來一步一步形成。從本質上講，有效的大市場不光是要保証產品的流動，不允許搞地方保護主義的現象出現﹔更重要的是要素的流動，包括勞動力的流動，這些是建立一個統一有效大市場的基本要求。
　　第二，要思考一個大國戰略貿易的問題。這個問題上，我們過去關注比較多的是東亞四小龍的起飛。從東亞四小龍的起飛里面我們總結了比較優勢理論，以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戰略。
　　我個人認為，這種出口拉動的、以東亞四小龍為典范的、對外開放的比較優勢戰略，對于大國是不適合的。這里面至少有兩個原因：
　　第一，中國作為大國對國際貿易的比價是有直接影響的。講通俗一點，中國的情況是，我們出口什么產品，什么產品就不值錢﹔我們進口什么產品，什么產品就漲價。結果我們忙活了半天，老百姓卻得不到很多實惠。這樣的道路肯定是不可持續的。
　　第二個采取大國戰略的原因是一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問題。中國還沒有完全崛起，只是經歷了２６年的快速增長，人均ＧＤＰ按購買力平價只不過４０００美元，離小康水平還差一半。在這個水平上，我們就已經占有了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的大部分市場。如果我們把７．５億農民中的大部分人口從農業轉向制造業，按照這個思路發展的話，我們還要占有多少的國外市場呢？這種國外市場到哪里去尋求呢？占有國外市場所受到的國際反抗心理是多么巨大，這個成本如何來克服呢？這是一個不可克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里的難題，因此我們需要大國的貿易戰略。
　　大國的貿易戰略有兩個主要內容：一個是貿易的總量和質量上要進行調節，要平衡，不能簡單地追求出口總量，或者貿易順差，這從長遠來看是沒有持續性的。再有一點我覺得是關注不夠的，對貿易結構要有進一步的思考。舉兩個簡單的例子，一個例子是能源或原材料的對外依賴度，另一個是糧食的對外依賴度。
　　中國的石油依賴度達到４０％以上，按這個趨勢繼續發展下去的話，很快就能接近美國的水平。我個人認為，在能源問題上這么高的對外依賴度，對于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來講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在能源問題上，中國和世界上已經發展起來的大國是有直接戰略沖突的，或者說是有戰略競爭關系的。美國的能源結構是很難調整的，必須長期地依靠石油。美國的政治結構使得選民和一些重要產業的政治力量非常強，在石油問題上不可能加稅，加稅對政治家來說是一種自殺式的政治提議。美國依賴對外石油的進口，如果中國也不斷地購買國外的油田的話，那必定和美國的戰略之間發生沖突。
　　相反，再看另一個例子，我國糧食的對外依賴度只有５％－６％，９０００億斤糧食消費里面大概只有５００億來自進口，這個數字還可能是夸大了中國的進口量。５％的糧食進口量和石油進口量相比非常安全，而且很可能是太低了。為什么這么講呢？第一，糧食產量的分布比石油產量的分布更加均勻，石油產量主要就在兩個地方：一個是俄羅斯，一個是中東。第二，在糧食問題上，中國和世界主要大國是戰略互補關系，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等等。再有，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到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糧食儲備。糧食生產的周期只要半年，甚至是３個月，時間非常短。而石油達到３個月的儲備是很難的。所以我們必須要考慮貿易結構的問題。當然在石油進口上，我們并不是要搞關稅，這會違背我們在ＷＴＯ的承諾。但是可以搞統一的能源稅，對國內的石油也收同樣的稅，這并不違反ＷＴＯ的要求。
　　第三，是要有一個比較合理的協調中央與地方政治經濟關系的制度安排。在全世界的大國里面，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只有四種可能性。是二乘二的結果。在政治問題上，有的是高度集中的，完全是中央控制安排﹔有的是高度分權的，地方政府是居民選出來的。在經濟問題上，有的是高度集權的經濟安排﹔有的是高度分權的經濟安排，像中國。這樣就形成了四種可能的制度安排。關于這個問題，國外的政治經濟學家們做了一些研究，他們發現政治經濟同時集權肯定做不好，如果都分權也做不好。根據他們的研究，目前中國的情況還比較合理，在政治上集權，地方政府都由中央任命﹔而在經濟問題上比較分權，地方政府有相當的自主權。因此，如何來協調地方與中央的政治經濟關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關于這個問題，我們應該特別關注世界歷史上大國的情況。
　　第四，要有以獨立的貨幣政策和穩定的匯率為核心目標的宏觀管理體制。關于獨立的貨幣政策，中國作為大國，經濟的調整是非常緩慢的，在任何時期都有可能發生宏觀經濟不平衡的情況。因此一定要有獨立的貨幣政策。穩定的匯率也很重要，我們不希望中國的出口部門由于匯率的波動而產生很大的調整，因為作為大國，調整起來是很困難的。
　　在當今的世界，如何既維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又要保持穩定的匯率？答案很簡單，就是在短期資本流動問題上要堅定不移地要控制，堅決不能放開。對外匯儲備的管理要有創意，要有新的辦法。我國外匯儲備不斷增長，到明年就可能超過日本，達到一萬億以上，成為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增長本身并不是壞事情，關鍵在于怎么管理，怎么運用。如果按照傳統的方式投資于以美元或歐元計價的流動性很強的政府債券，恐怕對中央銀行和中國經濟是不利的。
　　我建議要拿一部分的外匯儲備直接購買石油儲備，或分散投資，購買一些經營較好的、以自然資源儲備為基礎的跨國公司的股份。每家公司買很少一點，這樣對我們至少第一可以保值，規避美元貶值的風險﹔第二在能源市場出現價格波動的時候，對我們的經濟有個風險對沖作用。
　　第五，在關鍵的產業上要有技朮突破。對所有的產業都有技朮突破是做不到的，但是關鍵的產業必須要有技朮突破。我講兩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一個是糧食的例子，中國人口這么多，耕地又這么少，我們不可能指望發達國家在種糧食方面給中國任何技朮支持，必須要靠自身的技朮突破。我們非常幸運中國有袁隆平，雜交水稻的技朮突破使中國水稻的單產翻了一番，而且還有潛力繼續提高，這項技朮突破使中國的溫飽有了基本的保証。另一個是能源問題，也需要中國有技朮突破。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有如此高的能源依賴度是很糟糕的。解決的辦法就是我們用技朮還不太成熟的能源來代替石油，這就需要我們有技朮突破。比如說，煤是中國在全世界各種能源中儲量最高的。在煤的問題上，如何安全開采，如何合理利用，如何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這里面我們大有文章可做。事實上，這方面的技朮已經初露端倪。比如說煤的多聯產技朮，就是要在煤的開采過程中，把瓦斯也綜合利用。因為瓦斯是非常重要的工業原料，價值不亞于石油。瓦斯收取之后，把煤運到地面，先是煤變成氣，把煤變成甲烷、乙烷，再變成油進行發電等等。這項技朮已經有國家在做了，南非在這個方面就已經有了很多突破，因為几十年能源禁運，南非不能靠國外進口的能源，就只能另想辦法。我覺得，這個里面很有潛力。
　　第六，作為大國的經濟發展戰略，需要大國的經濟外交和大國的國際輿論導向。經濟外交就是必需通過外交來實現中國在國際上的經濟利益。比如加入ＷＴＯ之后中國的角色。ＷＴＯ不僅是一套制度約束，更重要的是中國成為其中的一員之后，我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力量來進一步推動國際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中國作為開放程度如此之高的發展中國家，在ＷＴＯ的框架下，國際貿易的進一步自由化中最大的受益國就將是中國。中國的利益在ＷＴＯ的框架下是超越發達國家，也是超越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應該起到一個溝通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橋梁的作用。
　　至于輿論導向，就是作為大國我們的很多利益是通過輿論來獲得的。我想中國政府要特別關注几個例子：一個是正面的例子，一個是負面的例子，還有一個是值得我們研究的例子。正面的例子是新加坡，新加坡是最會用國際的語言在世界上與大國爭吵來爭取自己利益的。負面的例子是日本，日本在經濟上已經是大國了，但是他們在很長時間內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大國地位。日本人很勤奮，但是嘴比較笨，不善于西方的語言和邏輯，不善于西方吵架的方式，因而在大國利益問題上經常處于被動。從某種意義上講，我認為日本經濟陷入長達１０年的衰退，就是在８０年代中期沒有跟美國及西方各國合理地輿論導向導致的步步被動的結果。另外一個特別值得我們關注的正在發生的一個現象就是印度。印度在很多方面都不如中國，可是有一點我們必須承認，必須學習，必須認真研究，就是印度在高端人才的培養上非常成功。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首席經濟學家就是印裔的﹔還有《美國外交事務》的前任總編也是印裔，他現在是《新聞周刊》的總編﹔還有世界各個大公司的ＣＥＯ，如麥肯錫管理咨詢公司的ＣＥＯ就是印裔，這種現象還在發生。當世界上很多的機構和大公司的ＣＥＯ是印度人的時候，很多方面不見得會對中國有利。我們不僅要在自己的官場上吵架，而且要在國際上吵架，為中國的利益，為中國進一步發展創造一個合理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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