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1943年，附逆的时机-鬧鐘(封版再會))│愛情公寓交友網站與聊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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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邵燕祥：1943年，附逆的时机
作者: 鬧鐘(封版再會))	日期: 2011.04.05　　天氣: 　心情:

邵燕祥：1943年，附逆的时机

老友林希，诗人、小说家，于天津卫的百年沧桑，了如指掌。某一次，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好多汉奸，不是日本人一来立马投敌叛国的，是直到1943年才下水的。

　　林希没有多作解释。我翻查了大事记，想弄清1943年的前一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从天津近处说，1942年2月底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春季大扫荡。从这年3月末华北日伪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到10月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前后，日军先后派重兵对冀东、冀鲁豫边、太行、太岳、冀南进行清剿和扫荡，实施“三光政策”，给抗日力量和当地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杀伤和破坏。从战争的全局看，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占领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夏，日军占领缅甸，使中国对外交通要道、援华物资大动脉——滇缅公路阻断。

　　于是，在中国国内特别是沦陷区中，那一些原来就有意投靠日本侵略者，但出于利害考虑还在犹疑观望的人，在日军似乎无往不利的情势下，终于把赌注投向了民族之敌。

　　他们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附逆了。

　　“附逆”这两个字，分量是很重的。现在多年不说了，年轻人会感到隔膜。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的一段时间，舆论形成了清算敌伪罪行的热潮，正如人人口头说汉奸，书面上处处讲附逆，附逆者，就是我们常说的，下水当汉奸也。

　　我以为研究一下“汉奸学”，是有助于扩大社会学、心理学乃至犯罪学的学术研究领域的，从事“文学即人学”的朋友加入研究也颇有必要。因为中国历来汉奸出得不少，但从古代小说到戏曲舞台，汉奸的形象流于公式化、脸谱化、漫画化，远不及现实生活中的多样纷呈。对汉奸现象加以研究，除了有趣以外，还有现实意义。

　　这些年不是有人以民族利益的代表自居，把改革开放中的一些人和事动辄诬为汉奸么？上世纪80年代，就曾有人把新办的经济特区比作百年屈辱中不平等条约下的“租界地”，但还有所克制，不敢公然给人扣汉奸帽子。那末，“汉奸学”研究还应该有一个课题，就是弄清近年来汉奸帽子的来龙去脉，这一类言论为什么和在什么样的国内外形势下产生出来，又是针对什么具体的事和具体的人？

　　还是回头说汉奸。据说“八·一三”日本鬼子从上海金山卫登陆。等在岸边争取在第一时间为侵略者带路的汉奸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批的。如果这个传说属实，就很值得解剖：这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这样火烧火燎地急于出卖民族利益，也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原来的生活状况、经济来源如何？他们的教育程度、文化教养如何？他们难道没有道德底限么？也许你以为第一批汉奸应该是街头的牛二、大烟馆的白面客，或是无恒产亦无恒心有奶便是娘的一群——如同在国内群众性政治运动中的勇敢分子、痞子先锋一样？是不是这样，不能靠推论，要作调查，要有根据。

　　而分明可见的，在经过几年深思熟虑后投靠日本的，就不是这类浅层次上赤裸裸上阵为敌人效劳卖命之辈，而是把政治经济以至于名节(那时候读过书史的人都懂得这两个字的分量)各种筹码翻来覆去算计个够的利禄之徒，窥测时机，志在必得。大概这就是“1943年”现象的秘密。不过投机犹如偷鸡，偷鸡不得蚀把米，人算不如天算，所谓“机关算尽”，也有失算的时候。仅仅两年之后，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重拳之下，日本无条件投降。大小汉奸，纷纷各寻出路，其中倒霉的就一栽到底了。

　　在附逆的汉奸中，不知有几个是真心相信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之说，汪精卫的“曲线救国”之论，恐怕多是心知肚明，反复盘算，却不是在是非善恶之间选择，而是从个人得失权衡利弊，硬是昧着天良(如果原来还有几分天良的话)投这个机。从这个角度看，到1943年才附逆的汉奸，也许比1937年“大呼拢”下水的汉奸，虽说资历略浅，却更为老谋深算，更为阴险也可能更加多变吧。

来源: 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2011-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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