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的一個特徵就是專業分工。它雖然帶來了整體的經濟利益，卻也使個人對於專業領域以外的一切都變得疏遠，形成專業領域中卓然有成；專業以外，陌生寂寞。

對專業以外的人與事，對專業以外的知識與環境沒有時間，或者沒有興趣瞭解，就有可能變成專業外的孤獨；甚至變成專業外的「文盲」。

在台灣社會中，我尊敬那些在專業領域中表現出色的人，但也令我嚮往一些在他們專業領域以外，所表現的博學多才與人文素養，例如清華大學 的前校長沈君山、和信醫院院長黃達夫、及實踐大學 校長謝孟雄。

與年輕朋友交談時，我常向他們鼓吹：不要羨慕那些大官、那些巨商、那些新貴；而是要學習那些專業以外也不外行的人！學習他們在專業中，可沈醉其中；學習他們在專業外，也享有人文情趣。

1980年代的美國社會曾流行過「功能性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te）一詞。它是泛指那些缺乏處理生活及周邊環境能力的人：如不會讀傢俱組裝的說明書，不能修理家中水電的細微故障，不會填報所得稅。把西方社會這種「實用性」的定義用到台灣，我們也會出現驚人的數字。我常擔心愈會用筆考試的年輕學生，愈不會用手來處理生活上的問題。

（二）《紐約時報》的例子

當專業以外的知識——尤其是人文素養或泛稱的通識教育——所知有限時，就出現了專業之外的外行現象。自己就是一個例子。

接受過美國大學人文教育的學生，專家們認為他們就能夠讀懂：《紐約時報》《科學人》《華爾街日報》《紐約客》《經濟學人》等書報雜誌，並且會養成終身閱讀的習慣。

只要在美國，我當然會看《紐約時報》。讓我坦白地承認，以它星期天兩百多頁的報紙來說，有一半是我看得懂的：如國際時事、新聞評論、財經金融、體育、旅行、書評；另一半基本上讀而不懂的：科學、文學、宗教、語言、考古、音樂、舞蹈、戲劇……。

看不懂不是英文的問題，是知識不足的問題。這正反映出自己當年在台灣讀大學時，都沒有接觸過的學科。年輕時沒有底子，工作後忙於專業，再要從頭學習並不容易。生活在西方社會，就會深切體認到自己做一個現代人的欠缺。

為什麼一個在台灣的大學生大體上都可以讀懂國內的報紙？原因是台灣報紙的水準是在配合讀者的程度，而不是在提升讀者的水準。

那麼為什麼《紐約時報》會有那麼「高」的水準？實際上也無所謂「高」水準，它只是配合美國知識分子的閱讀程度。這就是說，人文教育普遍的美國社會，它們的知識分子是喜歡讀那些題材的。

台灣則不然。事實上，台灣早已出現專業外孤獨的現象而不自覺。我們周邊有多少讀理工、讀財經、讀醫農的朋友能侃侃而談哲學、宗教、藝術、文學、音樂……？因此大家就很自然地接受不需要什麼知識背景的八卦、暴力、情色、內幕及政治口水戰的題材。只要社會上人文素養低落、媒體的素質是難以提升的。

如何來補救這種專業外孤獨現象？那當然只有透過社會的覺醒與自我的學習。

（三）「學習」才會贏  

多位當代管理學者近年來都強調：企業制勝最大的關鍵，已不是資源、資金、技術，甚至還不是人才與創新，而是要有持久的能力比對手學習得更快、更徹底。企業是如此，政府部門也是如此，個人更是如此。

要判斷企業領袖或政治人物的成敗，只要認真觀察他們自身及重要幕僚，是否擁有較高的學習意願、較強的反省能力、較大的包容態度、以及較深厚的專業知識。

一個沒有學習能力的個人，他（她）的知識水準就會停留在二十歲左右的大學時代，他（她）的心智成熟也就停留在青少年期，這將是一個多麼殘缺的人生！

過去十年常聽到「愛拚才會贏」的吶喊，那是草根性的「匹夫之勇」；現在要提升到「學習才會贏」，來呈顯「知識之力」。

被譽為「學習型組織」大師的彼得．聖吉（Peter M. Sange），終於要在11月下旬來台親自講授「再造『學習型台灣』」。在他備受推崇的《第五項修練》一書中，他提出了五項修練：追求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願景、參與團隊學習、推動系統思考。有了這種修練，當然就不會產生專業外的孤獨。

人的一生就是在尋找各種因素的平衡：家庭與工作，所得與休閒，儲蓄與消費，小我與大我。

要做一個內外兼顧的人，我想不能超過八分時間用於「專業」，不能低於二分時間用在吸取「專業外」的知識；否則，就容易變成「太多專業，太少人味」。專業知識可以使自己擁有生活的舒適；人文素養才能使自己體驗生活的豐富。

一個圓滿的人生是指：專業領域內是內行，專業以外也不外行。不僅要做一位完美的專業人，也要做一位有人文素養的現代人！※錄自《遠見》2003年11月號（圖書館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