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門諾醫院總執行長 黃勝雄）

55歲時我發現自己是B型肝炎的帶原者，以為再10年就會因肝癌而回天家；

70歲生日時又發現罹患了零期胃癌。這麼些年來，我是醫師、也是病人，我發揮自己每一天的價值，

救治病人；也用餘生準備面對死亡。對我而言，醫師唯有準備好自己如何面對死亡，才能謙卑對待病人。

我大學畢業就赴美接受神經外科的臨床訓練，在美國行醫，曾是雷根總統的醫療小組成員，

參與過兩次雷根的醫療，第一次是槍擊遇刺事件，幸好那時子彈僅僅打到肚子；

第二次則是他農場渡假後出現頭痛等不適，當時一度以為是中風，由我檢查確認是硬腦膜下出血，

要在他的腦部鑽洞來引流血水。

這原本不是一個大手術，不過雷根那時已經72歲，而且總統要動刀，不是一件小事。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雷根的幽默感，因為手術前要先剃髮，結果他自己選擇要兩側頭髮剃光、

只剩下中間一小搓的模樣「很像印地安人」，讓大家都笑了。

在美國時，許多罹病的醫師也會找我開刀，有人戲稱我是「Doctor’s Doctor」（醫師的醫師），

所以我要真正放鬆就必須「逃離美國」，我每年讓自己休一個月的假，

利用這時間到第三世界或醫療比較缺乏的地方去服務做醫療志工。

因為基督教背景，我出國前受過不少宣教士照顧，也想知道哪些地方缺少了什麼？

自己能夠協助什麼？去過尼泊爾、墨西哥等地方服務。當我第一次造訪花蓮的門諾醫院時，

說實話，仍像是「老外看台灣」，一個月後我又回美國去行醫了。

年過五十後，思鄉的情緒慢慢浮現，加上父親罹癌、我希望多花些時間陪伴他；

又聽到門諾醫院前院長薄柔纜醫師感嘆，台灣醫師「到花蓮很遠、到美國很近」，

讓我震撼，決心回到故鄉。

美國和台灣環境最大的差別在哪裡？我覺得就是對「死亡」的看法，美國很早就有安寧的觀念，

醫師團體也長期推廣善終教育，呼籲醫師要尊重病患的臨終選擇，重視靈性的照顧；

另一方面，他們照顧的病人也有較高的比例意願捐贈器官。

其實，每個人都會恐懼「死亡」。這些年來，我是醫師、我也是病患，

55歲我意外發現自己是B型肝炎的帶原者，心想也許只有10年的好光景，決定回來花蓮奉獻，

用智力、體力贖回我的靈魂。沒想到，65歲做身體檢查時， 竟然沒有B肝帶原了，這是奇特的機遇。

70歲生日時，我又發現罹患零期的胃癌，這回我的心很平靜，因醫療發達，

我用極小的傷口就切除癌細胞，不用開刀切除胃。我覺得自己很有福氣，

上帝還不想徵召我回去，就是希望我還能在醫學教育等方面有所付出。

我常教導醫學生：「醫生，也醫死。」

醫師要先承認肉身生命總會朽壞，心裡要先準備好面對自己的死亡，才不會太驕傲、自以為了不起；

當病患無可避免將走向死亡時，一個醫師才能去同理他，甚至在靈性上能提供陪伴，

告訴他們：「我們都是同路人，每個人的身體都會朽壞，死後會到另一個美好的地方，不用害怕。」

台灣的醫師比較無法面對病患的死亡，認為這是一種自己的無能和失敗，

常有醫師將病患轉給安寧的醫師後，就沒有再去看過他。才會讓有些民眾轉到安寧療護後，

好像感覺被原本的主治醫師拋棄了。

美國是大學畢業後才申請醫學院，他們接受較多人文藝術洗禮。

台灣的醫師則是高中畢業的精英去養成，醫學院訓練偏重邏輯、理性記憶的左腦開發，

感性、藝術、信仰的右腦開發相對較少，當科學的數據顯示「沒救了」，

多數醫師不敢當面去解釋和安慰，變成只有少數專門做安寧的醫師來照護這些病患。

每個醫師都該去開發自己的右腦，讓感性和宗教信仰也成為一種治療，並陪伴病患善終。

老、病、死是必然的事，醫師要懂得怎麼去放手與陪伴，

大家也該把面對死亡當成養老計畫的一部分，我們都會隨時去清點戶頭還有多少、改變金錢的運用，

生前預立遺囑和醫主同樣可以隨時修改，如此看待死亡就不會有那麼多擔心，

甚至能提醒自己，好好把握每一天。


撰文者黃勝雄（ 門諾醫院總執行長）摘自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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