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拚才會贏」的台灣人奮力工作，貢獻了ＧＤＰ的成長，但為什麼生活卻未必過得更好？ＧＤＰ說不出口的真相是什麼？

以ＧＤＰ衡量社會福祉不是不好，而是不足。在台灣，ＧＤＰ探照不到的角落，也有三大危機正隱隱成形。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副教授劉孟奇發現，台北市創造的產值一直在增加，但居民卻用腳說出他們的處境──人口持續移出。台北市從民國八十年開始，人口就持續呈現淨遷出的趨勢。

危機一：首都工蜂，住不進台北

「到台北工作的人，每個人都像是首都工蜂。工蜂只負責替女王蜂工作，卻住不進巢穴的中央。」劉孟奇說。誰有資格當台北人？財政部最新綜合所得分類資料，勾勒出台北市家庭的不同圖像。台北市家庭的薪資收入並非全台最高，但明顯錢滾錢的收入如租金、權利金、股票股利收入都比別人高。

歌手林強的暢銷單曲裡，中南部年輕人到台北打拚，高唱「蝦米攏無驚」；但二十一世紀的台北市現實是，扛著房貸人人都「著驚」。根據經建會統計，台北市貸款負擔率，從二○○四年的二九％，去年底暴增到四三％。

台北市的房屋愈來愈成為錢滾錢的工具。房仲業者表示，今年一到八月高達四成五的看屋者都是投資客，遠比營建署統計的二○％更高。

危機二：全球排名第五長的工時

ＧＤＰ另一個常被挑戰的面向，就是無法衡量「休閒」的價值。在台灣，長工時、無止無境的加班，也成為另一個危機。ＩＭＤ洛桑管理學院的全球競爭力調查，台灣工時長度名列全球前五名，二○○七年全年工時達二二五六個小時，僅次於墨西哥、香港、南韓與印度。

工時長有何壞處？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辛炳隆指出，勞委會的工時計算內含加班時數長的外勞，可能會造成誤差。他認為，工時對勞工福祉的影響，不在於長短，而在於是否出於自願。不過，台灣工時長的確讓台灣勞工不願做在職訓練，因為沒時間。

危機三：低收入戶比例愈來愈高

除了看成長，還要看分配，窮人的比例已成為各國愈來愈重視的議題。政務委員、台大社會系教授薛承泰指出，兩個指標──家戶所得差距倍數、低收入戶佔總戶數比例，皆是貧窮問題惡化的警訊。

二○○七年，台灣最有錢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是最窮家庭的五．九八倍，但二○○八年就增加到六．○五倍。登記有案的低收入戶自二○○一年起增加了近三萬戶，佔總戶數比例也上升○．三個百分點。

但主計處也表示，用家戶所得差距倍數來衡量貧富差距不完全正確，因為調查僅記錄當年經常性收入，並非家庭總資產。第一分位組中有不少是沒有收入的退休人口，「他們不見得貧窮，」主計處官員指出。

ＧＤＰ數字背後的社會，依舊潛藏許多問題。做為單一指標的ＧＤＰ無法衡量社會全貌，本是先天限制，如何以多元指標取代單一指標的迷思，才是值得關注的重點。